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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科帶任務的科研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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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凝暉 2017年3月1日)

  這幾年的戰略規劃會,除了對“十二五”、“十三五”規劃進行解讀之外,我的主題報告都集中在對新時期計算所定位的思考上,今天的主題和計算所的科研模式有關,對我們在新時期的學科規劃、資源爭取都會有直接的影響。

  一、世界正在發生什么

  我們每次做出戰略判斷的時候,都要看看世界正在發生什么,這次也不例外。看看下面幾個關鍵詞,是否能激發我們的思考。

  第一個關鍵詞,和“創新”有關。任何時候的科技創新都離不開當時的經濟和社會背景。這里,我引用財經作家吳曉波的幾句表述來勾畫我們正面臨的經濟和社會背景。第一句話,互聯網正在成為普惠性的基礎設施,無所不在,非常便宜。第二句話,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在全球制造水平上,如果說1978年我們和美國、日本差30年的話,那么今天我們跟他們就差半個身位了,顛覆的機會巨大。第三句話,消費升級誘發供給側改革,1920年代是美國中產階級崛起的年代,美國變成一個車輪上的國家,美國人開始愿意為美國精神、美國文化、美國價值觀、美國審美買單;日本從1970年開始關心要為日本消費者服務,1970年開始批量產生中產階層;今天的中國,如同1920年代的美國、1970年代的日本,有近1億的中產,從Made in China到Design for China的轉變正在發生。Design for China不僅僅意味著市場和銷量,還會產生世界知名品牌。在越來越均等化、普惠性的基礎設施面前,在發展新常態的大背景下,模式創新將讓位于技術創新,技術創新適逢前所未有的肥沃土壤、難得機遇、美好前景。

  第二個關鍵詞,和“不確定性”有關。放眼世界范圍,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臺讓世界經濟和政治充滿了不確定性;中國發展的新常態面臨著巨大的機遇和挑戰;中國的ICT同樣面臨著范式轉換的不確定性。前段時間我在跟華為中央研究院討論聯合實驗室三期項目的時候,也談到了“黑天鵝”。華為在深圳總部的人工湖里養了幾只黑天鵝,就是為了警醒華為人,一定要在不確定性面前保持高度關注。對我們的計算技術學科而言,最近大火的人工智能就是求解不確定性的方法;計算機系統結構最大的挑戰變成處理負載的不確定性,跨越“端網云”的端到端的延遲可控則是對計算機系統最大的挑戰性難題。

  第三個關鍵詞,和“2017”這個年份有關。2017年,我們將迎來黨的十九大;新一輪的國家實驗室正在籌建;天地一體化網絡、腦科學與類腦計算、量子通信與量子計算機、人工智能2.0、“核高基”十三五等國家重大專項將展開;計算機體系結構國家重點實驗室迎來首次評估;曙光公司上市3年大股東也將解禁。  

  二、學科帶任務

  通過這幾年的戰略規劃,新時期計算所發展的幾個重要問題,我們逐步明晰了,如:到2030年左右成為世界一流的研究所是我們的目標;“引領產業”四個字中“引領”代表我們的水平,“產業”是我們成果的主出口;“斯坦福”是我們的標桿,等等。

  最近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新時期計算所的發展范式是什么?談到發展范式,計算所人耳熟能詳的是“任務帶學科”。我們沒必要糾結任務和學科的定義,或者誰比誰更重要,認識和把握二者之間的關系對促進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是有意義的。在計算所的發展歷史上,任務帶學科,具有非常明顯的印記。最早可以溯源到建所之初,1956年我們國家百廢待興,制訂了12年科學發展規劃,當時發展計算機技術,緊迫的戰略需求是為研制兩彈一星提供計算能力,提出了任務帶學科的發展方式。當時人才奇缺,非常果斷采取了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則,以中國科學院為主,集中了二機部、總參三部、高教部、國防部五院的力量,計算所與清華合辦四期計算機和計算數學訓練班,這些種子后來分散到全國各地開花結果,成為我國計算機事業的骨干。計算所后來的新形成的學科方向——網絡安全、大數據等都是任務帶學科的典型例子。任務帶學科,不僅在計算所,在中科院的發展歷史上,也留有濃重印記。

  新時期,再度審視計算所的價值、定位、發展范式的時候,我們必須覺醒到我們對于“任務帶學科”嚴重的路徑依賴。我們對爭取資源、拉重大項目、拿重大任務是敏感的。我們必須注意到,大環境已從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院大所,變到當前的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國家創新序列中的重要一員;從國家穩定地下達科研任務,變到根據經濟社會形勢、企業市場需求、科技發展趨勢去形成戰略高技術供給能力;從原來主要解決人有我無、突破技術封鎖,變到市場經濟環境下打立體式(產業生態)、運動式(開放創新)科技戰。我們科研面臨的整體環境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作為戰略高技術研究所,無論是學科,還是任務,都是以價值導向、問題導向。在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的大原則面前,任務和學科,本來就是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我們必須認識到,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面臨不同的發展環境,需要辯證地處理學科與任務的關系。事實證明,任務帶學科,在任務緊迫、學科薄弱的階段,是推動科研進步的有效發展范式。當下,新的需求不斷涌現,跨界創新層出不窮,信息經濟突飛猛進,ICT整體范式正在轉換,我們在國家創新序列中面臨激烈的競爭,工業界在用商業利益、資本支持、正面需求、人才儲備等各種因素倒逼我們。如此環境下,我們應該以在學科上的積累、洞察、優勢為本,方能體現我們的獨特價值,揚長避短,力圖可持續發展。

  學科帶任務,以前沿研究的重大產出為根,帶出承擔任務的競爭優勢,是新時期實現計算所定位的發展范式,也是計算所走向世界一流的唯一發展范式。計算所近期的幾個重要成果——寒武紀芯片、高通量計算機、CENI未來網絡、pFind蛋白質序列分析,是學科帶動任務的生動案例。

  三、對事和人的評價標準

  要實現新時期的定位和發展,就必須回答我們對事的評價標準、對人的評價標準。

  我們對“事”的評價標準,概括起來就是:深刻影響中國IT產業。計算所要引領產業,核心評價標準之一,就是每10年做成一件大事,就代表計算所“立住了”,起到了引領作用。上個世紀80年代,創建和孵化聯想,深刻地影響了后續大概三十年中國IT產業;上個世紀90年代,創建和孵化曙光,對中國高性能計算產業化的影響是深刻的;本世紀的頭一個十年,計算所發展了自主可控的通用CPU,龍芯發展到2020年大勢可定;2010年以來,寒武紀IPU芯片、天璣BD引擎、DC3.0技術都是“大事”的候選;現在來看,2020年往后的十年,晶上通信技術、CENI網絡技術、SeeTA視覺技術,物端計算機系統、pFind分析平臺等都是很有潛力的“大事”。

  計算所追求的是影響力,但IT技術創新鏈很長,最終實現產業價值是靠企業完成的,實際上摘果子的是企業,但是因為國內沒有溯源機制,企業不一定會承認研究所對它的貢獻。只有建立溯源機制,建立證據鏈,才能讓企業承認研究所的貢獻,承認研究所技術的源頭作用。這也是值得我們思考和落實的。

  我們對“人”的評價標準,概括起來就是:求“最”。做學術(Academy)的,就是要出高水平的文章,成為高水平的學術人才,譬如杰青;做科研(Achievement)的,就是要做出有價值的系統,做出獲獎的科研成果;做技術(Contribution)的,就是要推廣應用、技術轉移,做到對產業的貢獻;做影響力(Influence)的,就是要在發展計算所大生態、做計算所大教育等服務上體現出高水平。計算所人,就是在各自的領域上,水平求“最高”。

  計算所作為一個平臺,也求“最”:為大家提供最廣闊的高臺。如果可以把一個科研方向比喻成100x100的學術方格,每個計算所的人,不是東一個格子、西一個格子做點事,都要力求不僅占穩一個格子,更要占一條線,占一個面。計算所要把各個學科方向都發展起來,打造一個高臺,而不是一個拔尖的點。要把基礎前沿研究做扎實,給未來的計算所人,尤其是年輕人,提供一個沖進世界一流的前沿陣地,這是新時期計算所最重要的歷史責任,也是計算所發展歷史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萬事以人為本。關于新時期人的“選用育留”,我們必須正確認識,積極應對,時刻回答“選什么人?怎么培養?怎么用好?怎么留住”的問題。在選人方面,實行吸引人才的新舉措,制定新百星計劃和引進海外人才的政策,用足國家、中科院兩級的人才政策,探索訂單式的精細化人才政策(Precision HR)。在育人、用人方面,我們要做“曼聯”,不做“切爾西”,引進“非洲的小孩”、“巴西的小孩”,注重人才的加工;對于工程類人才,要設法留住5-8年(到35歲),對工程類人才培養的標準是,在所里待五年去企業年薪達到百萬。計算所也要通過工薪體制改革,對同檔員工的薪資能拉開3-4倍的差距,讓真正的人才留久一些。最后,鼓勵通過技術轉移體現科研人員的價值、變現科研成果的價值。

  四、計算所機構調整

  計算所盯住IT產業未來必爭的四大領域——云計算(系統研究部)、芯片(系統研究部)、互聯網(網絡研究部)、人工智能(智能研究部),面向世界一流的目標,調整了科研實體的布局。在物端計算、云計算、智能計算、機器人等科研方向,分別成立了泛在計算系統中心、高通量計算機中心、智能處理器中心、控制計算實驗室,完善了計算所在端、網、云的計算基礎設施上的布局,形成了人、機、物的閉環。并且選拔了10多名1980年左右出生的年輕科研人員充實到一線科研實體管理崗位,給青年學術帶頭人一個沖擊世界一流的大舞臺。

  總之,面向十年目標,我們要把各個學科方向都發展起來,把基礎前沿研究做扎實,培養好大量年輕人,給80后、90后一個沖進世界一流的前沿陣地,打造“大教育”格局,形成科研、產業、人才、資本的循環圈,為做出有影響的大事,打下一個高的平臺。

  (根據孫凝暉所長在2017年計算所春季戰略規劃會上的講話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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